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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锐:希望技术工人能成为一个体面又有尊严的职业

| 2020-08-21

人物:郭锐,全国人大代表,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,从事高速动车组转向架的装配制造工作,是该领域的“能工巧匠”。

 

新京报: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一年来,你参加了哪些履职活动?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


郭锐:这一年来我感觉自己特别忙,同时也感觉特别充实,参加了很多调研活动。印象最深的是到技工院校的调研。我了解到,很多技术工人技校毕业后,拿的是高级技工的职业资格,按照相关政策规定,应该享受与大专及以上学历同等待遇。但是,由于没有相应的学历证书,实际工作中很多待遇并不能落到实处。企业招工还是喜欢要那些有大专以上学历,同时具备高技工资格的毕业生,所以技工院校的中等学历,就业是比较困难的。

 

新京报:你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?


郭锐:这次人代会,我准备提的建议就是有关技工教育的,让技工学校的毕业生也能得到高等学历的文凭。我认为,围绕技能人才的培养,今后用一个什么样的学历来证明他受过高等教育或者高职教育,这非常重要。


我国的技工教育体系中,高级技工等同于大专学历,预备技师等同于本科学历,如果技工教育能跟职业教育一样享受同等学历待遇,能够互相核发学历证书,这能让家长、孩子更愿意接受技工教育,同时也能提高整个社会对技工学校的认同度。目前,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,更需要有专业技能的高技术人才,这样更贴近于实践操作,更符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。所以学历互认势在必行。

   

新京报:学历互认,现在具备条件吗?


郭锐:这在操作上实际已有先决条件。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,职业教育更倾向于理论,技工教育更倾向于操作,两者是互补的。例如一些高端人才职业院校培养多一些,而一些操作性强的行业则更需要技工类院校的学生。如果给他们同等学历待遇,两类人才实现共通,那么更有利于我国产业的发展,让这两者共同成为我们国家制造业发展的脊梁。


不过,职业学校隶属于教育部门,技工院校属于人社部门管理。所以,要解决这个问题,还需要从顶层设计上规范。

 

新京报:去年人代会,你是不是也提了一个与技工教育有关的建议?


郭锐:是的,我去年提了一个“大力加强技工教育的建议”。我一直关注技工领域,就是希望在大家眼中,技术工人能成为一个体面又有尊严的职业。

 

新京报:你的工作领域是高速动车组转向架,这对于技术工人的要求有多高?


郭锐:转向架作为高速动车组的走行部,是高铁列车的核心部件。如果把我们生产的动车组比喻成一辆汽车的话,我们的转向架就相当于一辆汽车的底盘。我们每一个零部件装配的精度都非常高,有些装配的精度要求,完全可以控制在0.02到0.04毫米,那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头发丝的1/3到1/4。所以对技工的水平要求很高。

 

新京报:你从进厂到现在已经22年,22年间从一名学徒工,成长为一名首席技能专家,这个成长过程难不难?


郭锐:我觉得我受的挫折并不是特别多,我很感谢职业技能大赛。我们公司在青岛,2002年第一次参加青岛市的职业技能大赛,我是参赛选手,拿到了第二名,领导当时关注到我了,就有意地安排了一些锻炼机会,比如培训、调试新产品等,后来我又参加了省级职业技能大赛、全国职业技能大赛,就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,从中级技工到高级技工,2004年27岁时已经是高级技师了。


不过,有人总结说,我的技术跟我有“强迫症”有关,我自己也觉得对工作有“强迫症”,每次不管干完什么活,我都会反反复复检查,养成习惯了。哪怕是弄一个材料,明明这个材料整理完了看了一遍了,打印完以后还要再看两遍。

     

新京报:这种“强迫症”,帮你避免过犯错误吗?


郭锐:这个肯定有,虽然我是一名高级技师,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每次干完活,一次就做好。但是我能保证,通过我自己的二次检查、三次检查,能及时把问题找出来,这就是对产品质量负责的一种态度吧。

 

新京报:进厂22年一直在一线,这期间有没有转岗的机会?比如转管理岗,坐办公室?


郭锐:这样的机会肯定有。我从最初的一个进厂实习生,到跟着师傅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人,通过职业技能晋升到了技师、高级技师,当过班长,甚至还干过代理的工段长。这个过程当中,领导也问过,你想不想转管理?我觉得一个管理岗位很多人都能干,自己没啥特别的。如果转管理岗,就等于要扔掉自己学的那些技能、掌握的那些知识,损失太大了。


而且我有一种感觉,每次拿起一些工具,比如拿起一个钳子、一个锉刀、一个手锤,我就感觉这个动作实际上已经刻在我的骨髓里了。真不忍心为了自己不用出这个力了,干这个活了,把它放弃掉,就感觉不舍得,所以我就放弃转岗了。


虽然没转管理,可现在我被评选为中车的首席技能专家,十几万职工当中只选出了19个首席当专家,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荣耀。

 

新京报:放弃转管理岗,家里人知道吗?他们支持吗?


郭锐:他们知道。其实不只是在我们企业里边,还有一些技师学院、技师学校也聘请过我去做老师,我也没去,这些他们也都知道。我的父母也都是技术工人,他们能理解我的选择。孩子那时还小,现在大了,觉得有一个首席技能专家爸爸,非常自豪。

 

新京报:你带徒弟了吗?


郭锐:带了,从我干高铁以后到现在带了23个徒弟。

 

新京报:22年才带了23个徒弟?


郭锐:如果把我培训过的都算上,那几百个也不止。但是真正说我看好这个徒弟了,我想把他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,这样的只有23个。我觉得带徒弟不一定要多,而是在于精。带徒弟其实也是以点带面。我去培训,讲完理论了也教大家怎么操作了,可是培训的效果肯定没有手把手教的好。但是我又没有精力手把手教几百个人,所以只能缩小范围,教好徒弟,再让徒弟去带更多的人。

 

新京报:你选择徒弟的标准是什么?有徒弟被你训哭过吗?


郭锐:我带徒弟,从来不是徒弟来找我,而是我去选徒弟。我会找平时愿意学习先进理论知识,比较聪明,同时对自己要求上进,能吃苦耐劳的好苗子。有的徒弟确实差点被我训哭过。如果不用我问,徒弟自己就经常提问,师傅这个活为什么这么干?为什么这个环节我总干不好?这样主动动脑筋的徒弟,我肯定不会训他。可是,如果不主动动脑子,一个错误下次还犯,我就会训得比较严厉。


我带徒弟还有一个习惯,第一天,我不会给他讲机械原理、装配工艺,而是跟他说,既然当我的徒弟,首先要对高铁产品有一种敬畏之心,跟他分析世界各国在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故案例,让他感觉到,干这个活有这么大的风险。

 

新京报:为什么这么做?


郭锐:想培养一种敬畏之心,不仅仅是对产品,而且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。分析完案例我会跟他说,你看,你的一个小的失误,有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列车的颠覆,危及所有人的生命,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,你会受一辈子谴责。

    

新京报:你最满意的徒弟成长成什么样?


郭锐:我们一共四个层次,首席技能专家、资深技能专家、技能专家、公司专家。现在有三个徒弟已经是资深技能专家,四个技能专家,还有几个公司专家。

 

新京报:你参与了和谐号、复兴号的研发和生产,从一个专业技工的角度来看,你觉得中国高铁现在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水平?


郭锐:我觉得中国高铁起步是比较晚的,但是我们跑得快。2004年那时候,可以说我们还是跟跑者,可是现在我们的一些技术绝对是国际领先水平,已经从跟跑者、并跑者逐渐成为领跑者。

     

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

编辑 陈径舟 校对 刘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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